伊拉克外交部传唤沙特驻伊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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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与夫人

原标题:龙新民:深切怀念王光同志

王光同志走了。时间是:2015年3月3日凌晨3时30分。

他走得那么安详,走得那么静悄悄??

去年秋天的一个上午,王光同志的女儿晓林给我打电话,我第一句话便是:“晓林,你爸爸还好吧。”这时对方沉默了,过了一会儿,电话里传来晓林低沉悲伤的回答:“爸爸已经走了。”

王光同志走了,我怎么也不敢相信。记得2014年春节给他打电话时,他还那么笑声朗朗,乐观通达。我埋怨晓林说:“爸爸走了,怎么不告诉一声我们这些你爸爸的老部下呢?”晓林回答:“我们谁也没告诉啊。这是爸爸15年前的遗嘱定下的,作为他身边唯一的女儿,我不得不照办。”

王光同志1930年4月28日出生在湖北武汉一个职员的家庭。1948年,正在武汉大学读书的他参加了学生爱国运动并加入了地下共青团组织。

当时他的父亲作为中国民族资本家卢作孚先生创办的民生轮船公司的财务主管,被卢先生派往加拿大和美国,任驻蒙特利尔和纽约办事处主任,负责为公司购买船只,以便在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大力发展内河航运事业。

为让家庭这个独生子远离政治,父亲为他办好了去世界著名大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留学的一切手续。但他坚决拒绝了父亲的好意,毅然决定留在武汉大学,一边读书一边关心着国家的命运。晓林告诉我,2002年她和爸爸妈妈一起重返武大时,还找到了当年爸爸在学校刻钢板印传单进行革命宣传的宿舍。

王光同志1949年7月从武汉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1950年9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长期在铁路系统工作,担任过郑州铁路分局团委书记、铁道部办公室研究室主任、铁道部计统局副局长;1982年10月调北京市委工作,任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副秘书长,1984年7月起任北京市委常委,1989年10月任北京市委副书记;1992年12月调中央纪委工作,任中央纪委常委、秘书长。

2000年12月31日,王光同志70岁时,和夫人胡阵一起,立下了一份遗嘱。遗嘱全文如下:

“一、重病不起即送医院,只采取减少痛苦的措施,不采取无望地延长生命的措施,以免给国家增加负担,给医护人员增添麻烦,给亲人徒增辛苦,也使自己多受无谓的折磨。

二、不办丧事。即:1.不发讣告;2.不评介生平;3.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4.不见报。感谢组织对逝者生前生后的关怀,也请务必尊重逝者的遗愿。

三、遗体尽快火化,二、三亲人护送即可,有关手续的办理请组织上给予帮助。骨灰埋远山苍松顽石间。事毕之后再告知亲友。

四、此生得之于人民者多,回报予人民者少。身后无任何要求,儿孙也不得提任何要求。

五、盼儿孙重品德,勤学习,堂堂正正做人。努力用自己的知识和才干去服务社会,营造一个有价值的人生。向此生关爱过我们的一切人致最后的敬意。”

王光同志用他隽秀的钢笔字,亲自写好这份遗嘱,和夫人胡阵分别签名、盖章,并指定遗嘱由长女晓林负责保存。

写下这份遗嘱15年后,2015年1月下旬,王光同志因病住进了北京友谊医院。入院第一天,晓林就根据爸爸妈妈的遗嘱和院方签下了“不切气管,不鼻饲,不做心肺复苏”的协议,这也是基于王光同志在神志清醒,身体尚健时多次对女儿的交代。

2月下旬,他因肺部感染病情十分危重,医生通知晓林,如果再不上鼻饲,人很快就要不行了。晓林因有爸爸的遗嘱在先,只能询问昏迷中的爸爸要不要插管,他坚决地摇了摇头,拒绝了医院通常为病人延长生命而采取的抢救措施。

3月3日,这是北京初春的一个日子,王光同志离开了他无限热爱,曾经在这里工作、生活了几十年的首都北京,离开了他无比眷恋的亲人和同事朋友。

当天,有多位中央领导同志给北京市委办公厅打来唁电,对王光同志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王光同志逝世后,家人按照遗嘱,婉拒了所有知道此事的领导希望向王光同志遗体告别和送花圈的意愿,仅由市委办公厅协调联系火化,于3月5日将王光同志的遗体用最普通的殡仪车,最普通的火葬棺运往昌平火葬馆火化,紧接着送进八达岭公墓,和早他三年去世的老伴合葬了。

没有墓碑,没有任何仪式,只是在墓前矗立着一块1米多高的石头,上书“流光逝,雁阵归”6个字,分别取了王光同志和老伴胡阵名字中的各一个字。10年前逝去的王光同志次女晓晴的墓,紧挨在他们的身旁,一切是那样安详而肃穆。

读着王光同志写下的这份遗嘱,我不禁泪流满面。这短短的267个字,朴实无华,字字千钧;这短短的267个字,感人肺腑,催人泪下。它让我们从中看到了王光同志这位入党65年的老共产党员一颗赤诚的心,感受到了一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崇高风范和高尚品德。读着王光同志写下的这份遗嘱,也不禁让我回忆起王光同志在领导我们从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中的一件件往事。

王光同志1989年10月至1992年11月担任北京市委副书记期间,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他分管的领域之一。他政治坚定,思想敏锐,旗帜鲜明,牢牢把握全市宣传思想工作的正确方向。

在全市宣传工作和宣传部长会议的讲话中,他明确指出:要全面贯彻执行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改进作风,真抓实干,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促进首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他特别强调,宣传思想工作一要注重统一思想,二要注重狠抓落实,这是做好工作的两个重要环节。

王光同志按照这样的思路部署指导全市宣传工作,他也身体力行,带头在工作中真抓实干,务求落实。从二十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北京电视台即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拍摄、制作电视剧的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先后摄制、播出了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凯旋在子夜》、《便衣警察》、《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纽约》等十余部在全国很有影响的电视剧。

历任市委、市政府领导和市委宣传部领导都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王光同志任副书记的近三年中,正赶上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第一部大型室内电视连续剧《渴望》、第一部大型室内系列喜剧《编辑部的故事》筹拍之际。王光同志和时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志坚都悉心指导,亲自审阅、修改剧本。

特别是在《编辑部的故事》本子写出来后,由于故事多为反映当代生活、涉及现实问题的题材,喜剧又需要幽默、夸张甚至讽刺,从编剧到电视艺术中心、电视台和市广电局领导一时都有些顾虑,拿不定主意。

剧本报到王光同志那里并经他看过之后,他斩钉截铁地说:“这个本子不错,你们完全可以拍,有什么问题我来负责。”正是在王光等市委领导同志的大力支持下,《编辑部的故事》得以顺利拍摄并在电视台播出,受到观众广泛好评。

王光同志对电视剧创作的支持和对文艺工作者的关心帮助,是许多同志难以忘怀的。著名导演尤小刚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92年11月,王光同志在即将调到中央纪委工作时,得知尤小刚正在拍摄100集电视剧《京都纪事》,他特意给尤小刚打去电话表示支持,并专门抽出时间到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在香山的拍摄基地看望剧组成员。

他对大家说:“电视剧观众多、影响大,一部好的电视剧具有很强的教育感染作用,你们一定要拍摄、生产出更多好的电视剧。”他还幽默地同尤小刚讲道:“到你们这里来看看,我心里有一种放松的感觉,过一段我要去的岗位就不一样了,工作就得紧张了。”

北京市的对外宣传工作是在王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开创的。1990年10月29日至11月4日,中央召开了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对做好外宣工作做出了全面部署。

1991年1月,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正式成立。根据中央的精神,北京市委、市政府把加强北京的对外宣传工作提上了重要议程,作出了恢复成立北京市对外宣传小组的决定,1991年6月又成立了北京市对外宣传小组办公室(市政府新闻办公室)。

主管副书记王光担任北京市对外宣传小组组长,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志坚任常务副组长。第一任市对外宣传小组办公室主任由我兼任。王光同志明确地对我说:“市外宣办成立之后,你们要按照市委赋予的职能,全力去开拓新的工作领域,做别人没有做而又不愿做的事情;至于市委,市政府各委、办、局已经做的工作和已经有的权力,你们一点也不要去争。”

王光同志还亲自带领我们外宣办的几个人,南下深圳、珠海考察改革开放和做好对外宣传工作的经验。白天参观考察,晚上他领着我们研究讨论。

他一再同我们说,学习深圳等经济特区的经验,你们做对外宣传工作,一定要增强改革意识、开放意识、首都意识,把外宣工作做到境外去,做出实际成效。

正是根据王光同志的意见,市外宣办积极拓展宣传部原有的工作业务,大力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在短短的几年间,先后举办了“燕京杯”少儿书画大赛、海内外华人京剧票友演唱会、“纪念马可·波罗学术研讨会”、“北京—东京城市问题研讨会”、“新加坡春到河畔迎新年”、“巴黎中国文化周”等一系列重要对外文化交流活动。

同时,市外宣办奋力开拓新的工作领域,以制作、发放对外宣传品为突破口,推出了外宣品制作的“七个一”工程,即:一本画册、一张折页、一本旅游观光地图册、一部录像片、一套明信片、一本旅游指南、一本投资指南,全面宣传介绍北京的历史文化、城市风光和改革开放后的崭新面貌,为境外来京旅游观光、投资兴业的人员提供信息服务,收到良好效果。北京外宣品制作的“七个一”工程是在王光、李志坚同志的直接关心指导下,率先在全国打响的,得到中央外宣办的充分肯定,并在全国外宣工作会议上介绍了经验。

王光同志博学多才,博闻强识,具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和领导艺术。他酷爱看书学习,业余时间没有别的爱好,几乎全部用在读书上。因此,他写文章、作报告,学识渊博,逻辑严密,引经据典,信手拈来。

他熟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西方文学名著,熟读了大量的中国文学名著、诗词歌赋,不少诗词名篇他烂熟于心。以至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神志已不十分清醒的情况下,女儿为不让他太痛苦,便用读古诗的方式排遣他的苦痛,没想到常常是女儿读了上句,他马上能接上下句。

女儿读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刚念一句“八月秋高风怒号”,他马上接念“卷我屋上三重茅”,这样几乎是一人一句,直到女儿念“安得广厦千万间”,他低声背诵着“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甚至在他女儿读杜甫的《兵车行》、白居易的《琵琶行》给他听时,他也能接着背出很多下句。王光同志这种惊人的学识和记忆力,令在场的医生护士无不惊叹。

王光同志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光明磊落。他用自己的言行,实践了一个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又用自己的遗嘱,诠释了一个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忠诚于党和人民、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怀。

因为有他的遗嘱在先,在他病危的时候,我们这些当年他的部下,没能去看上老领导一眼;在他逝去的时刻,没能去送上老领导一程。我们心中的遗憾和痛惜已无法弥补。读了王光同志的遗嘱,激起我对在他领导下从事宣传思想工作的片断回忆,深深的敬意和永恒的怀念油然而生。

王光同志走了,走得那么平静,走得那么急匆匆。然而,在我们的心中,王光同志没有走,他依然还是那么慈祥和蔼,依然还是那么可亲可敬!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委原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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